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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张艺谋获最佳导演

   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8年11月19日

  • 11月17日晚,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台北举行。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影》获得包括最佳导演、最佳视觉效果、最佳造型设计、最佳美术设计在内的四项大奖,成为当晚最大赢家。

    拍片四十年,首度提名即获最佳导演奖。在中国电影现代化的几十年中,张艺谋和他的“第五代”的同学们,是开拓者,也是中坚力量。

    一个月前,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在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刊时采访过张艺谋,今日刊发此文,听“老谋子”聊他与时代的故事。



    《影》,是一个关于草根的故事  

    2018年,是改革开放40周年,也是我从艺40周年。

    9月30日,我的第25部电影《影》上映了。在我的作品中,我觉得《影》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电影。这是一个古装片,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。从三四十年前看《影子武士》开始,我就一直很想拍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。

    中国古代的资料中很少有关于替身的记载,有的话也就仅仅是几句话,很模糊。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,很吸引人。我不信几千年的封建社会,帝王将相们没用过替身。后世认为秦始皇是用过替身的,但是没有记载。

    最近的10年、20年,我们的市场飞速发展,古装戏拍得一套又一套,一遍又一遍,重拍又重拍,一直没人拍替身。正好朱苏进写了一部三国故事,叫《三国·荆州》,我读了很喜欢,就想与他合作。

    所以,我把朱苏进这个小说和剧本拿来,彻底把它改成了一个以替身为主的故事。我喜欢这个故事。因为《三国》是帝王将相的故事,充满着权力、战争、谋略。这里主角永远是皇帝和侯爵,是一个贵族阶层的游戏,没有老百姓。我觉得如果把一个老百姓设置成主角,那会很颠覆。所以现在的版本里,我把三国背景取消了,转而更突出平民的主题。

     

    《影》的主角是一个平民,一个草根。我的重点其实是写这样一个平民的故事:不管是草根逆袭,还是什么农民起义,还是反抗、求生、野心??随便,这是一个人的故事。它脱离了权谋,脱离了老一套古装戏的规范性主题,我喜欢这个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我个人从来不高看自己,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个手艺人,有幸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职业。本来我就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两个弟弟都是普通工人,早就退休了;我同代的朋友,没有大知识分子,都是在咸阳工厂工作,现在也全部是退休的,而且就是普通工人退休。

    我本来也在工厂待了7年,家庭出身也不好;没有时代,没有机遇,没有各种偶然性,不会今天坐在这里。

    一步一步,都是时代造就我们。

     “第五代是时势造英雄 

    1977年10月,中国废除高等学校招生的推荐制度,恢复文化课考试,择优录取。那年我知道恢复高考,但是还没有醒过味来。我觉得,上大学和我没关系。 

    1978年,大学继续面向社会招生,我醒过来了。好像可以上大学了?好像家庭出身不是障碍了?

    1978年之前,北京电影学院还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,1978年才恢复成北京电影学院。那时,我的文化课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,只能通过文体特长想办法。在朋友田钧的建议下,我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。

    后来,我成了我们那一届学生中年纪最大的,“老谋子”的称呼,就是这么来的。

    所以我的作品从一开始,就比我的同学们要极致一点;这似乎也有一种焦虑感,因为我是全校年龄最大的,当时觉着我起步也很晚,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心态:急于表现出原创的精神来,就怕没有时间了,没有机会了。

    所以我那时的作品,会呈现出一种形式感的张扬。其实一直到今天,我仍旧非常喜欢形式感的东西。包括《影》也一样,它的黑白泼墨风是非常形式感的。今天的我会更理性一些,不再急于去表现什么。但是我还是认为中国电影的形式太少了,我们有时候框框多,所以形式本身开掘得就不够。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新形式的东西,比如《2047》这样的演出。对这种形式的东西,我有着天然的好奇心。

     

    我记忆里的80年代,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年代。那个年代,百废待兴。大的社会动荡已经过去了,国家也不会发生大的战争。社会进入了一个和平时代,一个安定的、平稳发展的局面。我已经当上了导演,做了自己喜欢的事,接下来要想的,就是我要做什么,我能做什么。

    那个年代,全民都在思考,全民都在谈论文学和艺术。我还记得,当年,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一年级的学生,去看第一届“四月影会”的情景。一开门,人群不是一个一个走进去的,也不是一列一列排进去的,人是一整块,一大砣,从室内移到了室外,你在人群中,根本就不能自主迈腿儿。每张照片前面至少有五排人。

    所以才有那么多优秀的小说,给创作提供了资源,所以我们才有了“第五代”。好像多么了不起。但其实那都是时代造就的,一点不敢夸大,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

    “第五代”导演的电影在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影坛上摘金夺银,当年我被称为“得奖专业户”,好像逢奖必得的那感觉。其实是因为那个时代赶上改革开放,我们赶上了发展的大浪潮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外国人对中国新电影年轻一代有极大的好奇心。他们对这一批电影有着更多更复杂的解读,也提高了你作品的意义。于是就变成“第五代”在八九十年代的国际影坛上叱咤风云。

    第五代是一个历史名词。那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早就画句号了,历史结束了,那个过程结束了。那个时代,因为是从“文革”过来的,所以喜欢从集体、从大处着眼来评价。今天任何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,都很难再用和群体这样的集体观念来评判,每一个人都是导演自己。

    “第五代”是时势造英雄,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现在“第五代”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存在,当然人都还在,都干着活呢。

    我们不是天才,时代影响我们。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,没有那个时代全民的反思,我们第五代算个什么呀,啥也不懂。所以实际上是时代给了我们源泉、土地土壤,我们只是顺应时代做了一些事情,何况还借助文学作品的强大。 

    所以我一点都不高估自己,我做的东西都是在时代中做的,都是借助时代的力量做的。但是做得很好,也锻炼我,让我觉得自己也能思考。 

     “我怎么可能投时代的机?” 

    上世纪90年代,包括2000年以后,新一代成长,步入商品和经济的时代,跟国际开始接轨。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人新的命题,包括价值观发生改变,我们有新的多元化的思考。

    《英雄》,也是时代到了这一步,要走电影产业化的方向时才能产生的。我拍《英雄》完全是无意识的,但就是开了这个头,商业大片也罢,票房冠军也罢,就哗哗都来了,其实就是步入了商业化时代,完全就是撞上了,早一年晚一年都不一样,就是王艺谋、李艺谋的事情了。

     

    我其实是在第五代中被误会的一个人。我们对第五代的印象是思考的一代,但我其实是个另类。属于我自己的第一部作品,是《红高粱》,那是充满了娱乐精神的电影,唱了三首歌,跳了两段舞。后来我拍《英雄》《黄金甲》《十面埋伏》,还要拍动作电影,我根本不抗拒它。

     

    本质上,我认为我一点都没有抗拒过娱乐性。生活中,有时候我拿了一堆碟回来,也经常先看商业片,把文艺片搁到最后,而且还看是不是话题,有时候看到一半看不动了,我就关了。 

    对我自己来说,我没有那么高看自己,我其实是一个从老百姓当中长出来的人,也没有那种世家子弟的优越感。我认为电影不是哲学思考或者参与哲学思考的形式,电影就是可以承载很多东西的游戏,一个幻觉,一个梦。你真的不要把它端那么高,你要是端那么高,你学哲学、学思想、社会学,你写诗都可以,这些东西深。但电影真不深。 

    申奥片的拍摄,包括奥运会总导演,是我自己愿意做的。中国人嘛,总是有一份特殊的情感,奥运会在自己家开,所有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光荣,我也是这样一种心态。从个人角度,这种机会一生只有一次。我从创作上第一次有机会接触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。最后没病没灾没退缩,把它完全做下来了,这对我真的是一个考验。

    我生于1950年,我们这一代导演,是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中过来的。赶上那样的时代,是没办法的。我们从政治时代来到了这个交融、裂变的时代。我的平常心让我能正常、健康地面对时代。有媒体认为我做的是投机选择——怎么可能投时代的机?

    很多东西都是跟着时代走的。去拍很多商业电影,也是这个时代带给我的信息,我愿意去尝试——有几部不见得是我真正心里想拍的,但是我自己在导演技术层面也得到些锻炼,比如拍不同风格的动作、商业电影的故事怎么讲、视觉上怎么营造、和电脑特效公司怎么合作等等。手艺人嘛,还是要练手艺。

    如果我不愿意拍商业片,可能我会获得另一部分人的赞扬,觉得张艺谋“很坚持”。但人是靠夸奖生活吗?也不是吧。我的人生也并不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: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愿意做,不是要考虑别人怎么看。

    我自己做的事情绝对不后悔。该发生的就发生,停留在对它的后悔不后悔没有用。那时候对于商业时代的到来,所有人都有迷茫。对我自己来说,选择一些东西、迎合一些商业诉求,也好像是一种时代的影响。成也罢,败也罢,过去做的事情都是时代留给个人的烙印。

     多元化的时代,做好自己 

    奥运会后的这10年变化非常大,更新换代更快。“90后”成为观影主力军,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网络时代迅速来临,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。颠覆性非常大。

   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,中国电影经历了接连的票房高增长,“世界最大票房市场”突然就到来了。然而,今天的中国电影,在国际影坛上很难再现“第五代”的摘金夺银。不是我们的水平变化了,是他们的眼光变了。

    开放这么多年,又是互联网时代,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够多了,所以他们不再抱有猎奇和神秘的角度打开一扇大门,就会更客观地来看你,作品本身就要更过硬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市场非常好,我们的媒体天天宣传我们的票房,第一、第一、第一。这个话说多了以后,人家很容易把你当“暴发户”,也就会觉得你们的电影都很商业。

    《长城》是我对重工业电影的一次尝试。当年这个项目打动我的,是我经纪人说的一句话:“导演你想没想过,一部中国电影在全世界150个国家首周上映,同时开花?” 

    我们之前一直把好莱坞挂在嘴边,但没有人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去工作。我当时认为,这是借水行船非常好的一步。因为看这种电影的是年轻人,加上附带的动漫和游戏,如果电影成功了影响力会非常大,可能还会有续集,成一个系列??那就是一代人的记忆。这部电影是中国题材,有中国人的美学、思考、习惯、形象,可以通过这类电影让几亿人了解中国。这不是从中国选一个演员去好莱坞打个酱油那种合作,这是从“根”上来做的。

    我在《长城》这部电影上花了3年多的时间,学到了本事,长了见识,也看到了其中的糟粕。最后,一句大白话:做好你自己。


     

    我认为,《长城》最后的票房没有达到预期,主要的原因有两个:一个,是这个剧本是一个十几年前的老剧本,非常老派。另外,这还是一个中国故事。虽然搭了好莱坞的车,但是在全世界150个国家还是不能成为爆款。要真正成为爆款,可能还是要等到中国更加强大了。

     

    在张艺谋的新工作室里,有一个空间,几米高的墙壁上,挂满了他从艺以来的所有海报,从《红高粱》到《对话·寓言2047》无一遗漏。

    站在那面海报墙下,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冲击力。

    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算起,2018年,张艺谋从艺已经整整40年。

    如果要探讨人与时代的关系,张艺谋和他的作品,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典型案例。在当代电影研究领域,包括张艺谋在内的“第五代导演”,被称为“改革开放代导演”。他们获益于时代的转变,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并脱颖而出,每一个个体都受惠于时代变化,也因时代不断发展而培育才华。这一批导演应时代革新登上舞台,也成为改革开放景观中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独特群体象征。这其中,以摄影师身份起步的张艺谋,每一个创作时期,都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拓展延续、改变创新。 

    张艺谋各个时期的创作,看似反差极大,无迹可寻,然而事实上,“求变”“求新”,一直是他内在的动力。

    让“第五代”登上时代舞台中心的那部《一个和八个》,借鉴了当时国外最新的电影语言,革新了中国电影的影像表达;结尾处的影像,牺牲的战士躯体摆成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,凸显出了改革开放人性解放的精神。《红高粱》则将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用写意手段外化,呼喊出轰轰烈烈的人性之光。《秋菊打官司》《有话好好说》等作品,从新时代的乡村转型,到中国都市文化的兴起,张艺谋都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的潮流,并用自己的作品予以探讨展示。

    进入21世纪后,张艺谋又以自己本身的艺术修养和影响力,成为推动中国电影商业化进程的中坚人物。尽管,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,但他确实成为中国电影人与时代相呼应最密切、最为成功的代表者。在很多时代转折的当口,他都是那个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人。 

    事实上,中国改革开放40年,也是中国电影现代化的40年。从视听语言的现代化,到工业体系的建立、商业规则的规范化;中国电影在这40年里,逐渐摆脱了西方主流电影界眼中的“奇观”地位,融入世界主流电影体系。其实,走近张艺谋,会发现,他身上有很多优点:朴实、低调、谦虚、踏实、勤奋。乃至在这次采访中流露出的感恩、知足。他身上保留了老一代电影人的很多作风,比如,重视剧本、重视人物刻画。

    他的很多被知识界诟病的观念,比如关于个人与集体、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解,其实都是“50后”一代普遍的思维方式。

    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,我问过他: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,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?”他回答:“我们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体。”

    (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



   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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